近年来，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关于“建立创新型国家”、“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确立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等一系列语汇、表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论述、政策纲领和政策创议。结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和世界发展的长期趋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向纵深推进的内在要求，由此也为中国现代化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次新的模式转换创造了可能性。

　　自晚清自强运动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在纷繁复杂、艰难困苦的内外环境中不懈地探索着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交织着革命史的现代化史，而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也正是对可行的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和追求。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自启动以来最为重大和剧烈的模式转换，中国的发展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上以国家政权力量对经济的高度统制和计划以及全面的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一个很低的历史起点上，在复杂的国内条件下，在国际冷战局势下，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建立了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体系，也逐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为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局部性的、但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基础。但是与此同时，建国后前一阶段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也存在重大缺陷和弊害，集中体现为以“革命”意识形态抑制和取代发展和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和目标，经济的自组织力量和自我扩张力量被严重压制和削弱，在客观上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反发展和反现代化效应，导致付出巨大的历史代价，终于在1970年代后期陷入全面的困局。

　　作为对前一阶段中国发展模式的缺陷和弊害的纠正和反动，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启动和推进改革开放，由此中国现代化进程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模式转换。这种新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在维持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前提下致力于改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促使革命意识形态从国家生活中淡出，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目标和政策纲领，启动国家政权力量从经济领域里大规模退出的进程，逐渐恢复和不断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培育经济的自组织力量，相应地弱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干预，并迅速启动和强力推进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进程。从长期的历史角度看，这种模式是一种过渡性模式，表现出显著的持续变动性、开放性特征。最能说明这种情况、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对计划和市场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不断变化的过程。从开始认可市场法则的作用，进而逐步提高对市场法则的作用的估价，逐步提高市场要素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活动空间，最终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种模式的另外一个特征，是对经济发展特别是增长速度的强调。邓小平提出的著名论断——“发展是硬道理”，以及他在南访谈话中关于不能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就不可能获得人民支持的论断，就是这种模式的标示性语言。“发展是硬道理”的官定英文翻译是“Development Is Absolute Need”，可转译为“发展是绝对的要求”，这正鲜明地表达了一种强硬发展的执政思路，或者说是一种经济发展至上的政治意志和理念。邓小平时代的这种政治和政策取向具有时代的必要性和阶段的合理性，反映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一代领导集体的政治魄力、勇气和决断。这种政治魄力、勇气和决断带来巨大的进步，中国经济走上体制变革和快速发展的轨道，迅速摆脱了短缺经济的困境，中国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得到极大的充实。

　　当代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发展必须实现由学习型（learning-based）现代化向创新型（innovation-oriented）现代化的模式转换，成熟的现代化阶段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其在技术、经济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模仿和学习阶段，建立起以创新能力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竞争体系中占据上层的、有利的位置。而国家创新体制的建立，内在地对社会、文化、教育、科学和政府体制等提出更高、更多面向的要求，要求其他领域的独立地位被强化，同时也内在地要求经济和其他领域之间建立更复杂、精密、充分和深入的关系。也就是说，发展的内容和构成要经历由单向度、单层次到多向度、多层次的转换。

　　作为一个后发的、外源型现代化中的国家，中国现代化历经内外因素、主客观因素影响、作用下的曲折、干扰和断裂，虽自自强运动以来已历百年，但从内部结构特性和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时至20世纪90年代初，仍然未能出离现代化进程的前期阶段。（中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及在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都表明了一种不过高估计中国所处发展阶段的清醒态度）这种前期阶段必然显现出四个突出特征，即外部传导性和学习型的特征，内外压力下的急进性、赶超型发展的特征，相对片面地突出经济发展目标的单一性特征，由国家强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干预特征。作为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文明传统的国家，中国在民族心理上对自己有着极高的期许，矢志于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声望，要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使得百年现代化运动的表层下涌动着巨大的危机感、焦虑感和紧迫感，这种危机感、焦虑感和紧迫感聚集和发散着巨大的精神力量。可以认为，经过近百年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邓小平时代的现代化努力，并且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根本改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化前期阶段的成果已经可以使中国人脱离亡国灭种的直接危机，而且国力和国际地位持续上升，中国的发展终于获得了进入高级阶段的基础和条件，同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内外环境。中国人民摆脱了持续多年的短缺经济，中国政府摆脱了长期的财力匮乏，终于可以有余力为更具长期性的和更高远的目标投入资源，更从容不迫地面对和思考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为以后的发展做出规划和储备。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人在面对自身的现代化使命时终于可以不那么焦虑和急迫了。另一方面，现代化前期阶段积累下来的弊端和矛盾在新的条件下也更加趋于尖锐化，集中表现为单向度的发展理念、发展哲学和发展政策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势，越来越不能适应创新型经济所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诸领域之间达成综合、全面和平衡兼顾的性状和趋势。

　　这样，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面的条件和负面的压力都逐渐浮现出来，造成一种促使中国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发生新的模式转换的态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领导集体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总结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并开始注意吸收国际社会科学的成果，力求使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哲学和发展政策超越以往相对简单、粗疏的状态，而达成更高程度的复杂、精细和综合平衡的特性，同时也更多地容纳发展的非经济目标。上述“建立创新型国家”等语汇标示了诸多新的认识和实践方向，也预示了中国发展和现代化又一次模式转换的启动和可能性。可以肯定的是，政治民主、经济公平、社会正义、环境友好的目标和价值都将——或者更确切地说都应该——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彰显自身，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甚至消解单纯经济增长的律令。至于这个模式转换的过程能否全面推开，能否最终取得成功，历史以及任何现成的法则并不能提供答案。

　　中国发展的前途并不是一种“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作者：牛可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